作家李志伟：《音乐圈》弦底人性的坚守与沉沦

当象牙塔中淬炼的艺术纯粹，与名利场里赤裸的功利算计迎面相撞；当矢志不渝的初心坚守，遭遇权力寻租的侵蚀与人性私欲的异化，音乐圈那层光鲜亮丽的面纱之下，汹涌的暗流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的生动缩影。作家李志伟的《音乐圈》，正是以中京大学音乐学院这一特殊场域为叙事舞台，用一个个有血有肉、善恶交织的人物群像，无情撕开特定圈层的体面与虚伪，既触探人性深处的幽暗与沉沦，也打捞那些在名利场的喧嚣与欲望横流环境下依然张扬的光辉与坚守。下面便是他与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新写实创作委员会主任冷秋，围绕作品创作初心、人性深度探讨与现实价值观照展开的深度对话。

冷秋：李老师您好！您的《音乐圈》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便在坊间引发广泛讨论，这部以中京大学音乐学院为背景的作品，既有行业题材的专业肌理，又饱含现实主义的人性批判锋芒。相较于同类行业题材常有的“猎奇化”倾向，您的作品更深入行业生态核心和人性挖掘，作为长期关注当代文学与艺术生态的研究者，我特别想问，您为何选择以音乐院校为叙事原点，而非更具大众认知度的娱乐圈？

李志伟：冷主任好！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选择音乐院校作为背景，核心是看中“象牙塔与名利场交织”的独特张力。这种张力比娱乐圈的喧嚣浮华更具戏剧深度与批判价值。音乐学院本应是艺术纯粹性的守护地，却因“华夏杯”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名利载体，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舞台。这种“雅与俗”“理想与功利”的直接碰撞，比娱乐圈的浮华更具隐蔽性，也更能叩问艺术的本质。我想通过校园这一微观场域，折射整个艺术界的共性困境：当奖金、职称、权力与艺术纠缠，创作者该如何守住初心？这比单纯书写娱乐圈的猎奇故事，更有深度和现实意义。

冷秋：这个切入点确实精妙！作品中塑造的人物群像令人印象深刻，乔培栋的坚守、姚得利的投机、孟耀堂的权谋，每个人物都不是简单的标签化存在。您通过“道具暗示性格”的手法让人物更立体，尤其是乔培栋这个核心人物，他以老烟斗为伴，用《长征，长征》《黄河啊，黄河》践行音乐教化使命，最终以牺牲完成人格升华，您塑造这一形象时，是否暗含着对吕骥、贺绿汀、金铁霖等老一辈艺术家精神传承的期许？而且他身陷“桃色门”诬告、遭遇妻子误解与门生背叛时的隐忍，更让这个角色极具真实感，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坚守中的困境”的？

李志伟：乔培栋是我心中“艺术坚守者”的理想化身，但我刻意避免了“完美圣人”的塑造。他的坚守从不是悬浮的口号，而是渗在日常肌理里的具体选择：日常里，他会逐字逐句批改学生的曲谱，用老烟斗敲着桌面强调“音乐要对得起良心”；面对“逮苍蝇换奖金”的荒唐指令，他直接与校方据理力争。面对“桃色门”的诬告、妻子翁桂兰的误解、姚得利的背后捅刀，这些困境现实中，更是坚守理想者的的信念：老一辈艺术家往往既要对抗外部的功利风气，又要承受内部的人情纠葛。他的隐忍不是懦弱，而是“为了艺术大局”的克制；而最终抢救遇险母女的牺牲，也不是刻意拔高，而是他“艺术源于生活、回馈生活”信念的自然流露——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其人格魅力必然体现在对生命的敬畏与担当上，而非仅仅是舞台上的光鲜。

冷秋：说到人物的复杂性，姚得利这个角色尤其值得玩味。他是乔培栋悉心栽培的接班人，却将“圆润处世”异化为投机钻营的工具，生活上更是奢靡糜烂，接受家长馈赠名贵礼品、与夏依兰暧昧不清，您通过“心理渐变”的刻画让他的堕落更具警示性，您在塑造这个“精致利己主义者”时，是否想展现理想传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断裂”？他身上那种“表面恭敬、背后算计”的虚伪，是否有现实原型的影子？

李志伟：姚得利是理想传承中的“蛀虫”，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凸显传承的脆弱性。他的堕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沉沦，其私生活的糜烂与情感的卑劣相互交织，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把天赋和师门资源当成上位的筹码。得知青歌赛一等奖有高额奖金时，他眼中的亮光不是对艺术的渴望，而是对名利的贪婪；在高档会所组局宴请赛明朗等当权者为夏依兰疏通关系时，推杯换盏间敲定的“关照”，早已把恩师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他与夏依兰的暧昧绝非简单的情感纠葛，而是带着明确算计的苟合——在夏依兰丈夫出差期间，他以“赛事突击指导”为名出入其家，言语轻佻、肢体越界，毫不顾忌地给他的同学、夏依兰丈夫头上“种绿草”，只为牢牢绑定夏依兰背后的省办公厅资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姚得利的妻子为了保全他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职位，被迫对孟耀堂的骚扰忍气吞声，最终被孟耀堂染指，当姚得利面对妻子被欺辱的场景时，心中翻涌的不是对妻子的愧疚，而是“自己的人被上司染指”的屈辱与“无力反抗孟耀堂权力”的愤怒，这种扭曲的情绪恰恰暴露了他利己主义的本质。我特意刻画了他“暗中向翁桂兰传递不实消息”的细节，这比单纯的投机更显卑劣——他不仅背叛了艺术，更背叛了师徒情分与家庭责任。这个角色的意义，就是想揭露艺术圈中一种可怕的现象：当后辈把前辈的信任当作垫脚石，把家庭当作利益交换的附属品，理想的传承便会出现致命的断裂。

冷秋：夏依兰作为功利至上的闯入者，她的“青春美貌作敲门砖，不练唱功练人脉”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她借着丈夫的身份寻求特殊待遇，刻意拉拢唐小婉，为了青歌赛名额接受姚得利的“指导”，甚至不分场合地要求“鼓掌”，您让她成为“流量时代捷径思维”的具象化身，您塑造这个角色时，是否想反映当下部分艺人“捷径思维”对艺术生态的破坏？她唱到高八度便卡壳的细节，是否暗含着“重人脉轻实力”的讽刺？

李志伟：夏依兰不是真正的音乐追光者，而是带着明确功利目标闯入的“机会主义者”。她与姚得利的暧昧是各取所需的“利益合谋”，两人都将婚姻与情感当作向上攀爬的工具：她明知姚得利有妻室，却放任对方的暧昧示好，甚至主动制造独处机会，因为她需要姚得利手中的青歌赛“内部评分标准”；她更清楚丈夫若得知此事会身败名裂，却心存侥幸地认为“只要能获奖，一切都值得”。她的所有行为都围绕着“走捷径”：利用丈夫的职权谋求学生会主席职位，拉拢唐小婉是想借势靠近乔培栋，讨好姚得利是为了青歌赛的“内部名额”。她从没想过钻研唱功，觉得“美貌+人脉”就能搞定一切，唱到高八度卡壳的细节，正是对这种“重表面轻内核”的辛辣讽刺——艺术最终拼的是实力，投机取巧只能得逞一时。但我也不想把她写得过于扁平：她的功利背后，其实是对“成功”的片面理解，觉得只有获奖、成名才算实现价值。这种思维在当下年轻人中并不少见，他们被浮躁的风气裹挟，误将人脉、炒作当作捷径，最终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夏依兰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没明白：音乐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获奖，而在于是否能打动人心；而情感与婚姻的价值，更不是用来换取利益的筹码。

冷秋：孟耀堂的权谋与糜烂更是触目惊心，默许女婿滥用职权、收受贵重礼品，“校长不搞育人经，专练派系斗争功”，堪称精准画像。您通过“雅化腐败”的细节刻画强化批判力度，您塑造这个角色时，是否想揭露权力渗透学术殿堂的危害？他与姚得利、夏依兰形成的利益三角，是否是导致校园生态恶化的核心原因？

李志伟：孟耀堂是破坏学术生态的“罪魁祸首”之一。他身为副校长，不仅滥用职权谋私，更将下属的家庭当作掌控人心的“工具”，姚得利妻子的遭遇正是他权力腐败的直接恶果。他将学术权力异化为谋私工具，这种“雅化的腐败”在现实高校中更具隐蔽性——邀约姚得利等人聚会，席间不谈学术只论如何排挤乔培栋，与有偿陪侍相伴，正是权力腐败的具象化。他看中姚得利的“执行力”，便以晋升为诱饵，暗示姚得利“要懂得让家人配合”，实则是为自己的骚扰行为铺路；当姚得利妻子忍无可忍向丈夫哭诉时，孟耀堂又以“撤销晋升名额”相威胁，彻底掐断姚得利反抗的脊梁。他默许女婿郑思仁身兼两职，为夏依兰铺路，本质上是在构建自己的权力网络，用学术资源换取利益。而他与姚得利、夏依兰形成的利益三角，确实是校园生态恶化的关键：孟耀堂提供权力庇护，姚得利充当执行工具，夏依兰则带来外部资源，三者相互绑定、利益共享，最终让音乐学院这个象牙塔沦为权力博弈的棋盘。我想通过这个角色揭露一个真相：当权力思维渗透学术殿堂，不仅学术公正会被派系利益侵蚀，人性与伦理也会被肆意践踏，最终受害的是整个行业的未来。

冷秋：于仁义这个“夹心层”人物同样令人深思。他夹在乔培栋与孟耀堂之间，既有学术理想，又因时代创伤与权力压力选择妥协，“半生创伤心中藏，校长难当夹心糖”道尽了他的无奈。您将“时代创伤”与“个人选择”深度绑定，让角色更具悲剧感，您在塑造他时，特意加入了年轻时因反映饥荒真相被诬告为“右派”、劳改十五年的经历，这段创伤对他的性格与抉择有何影响？他晚年执意续写《新中国音乐艺术走向》，是否是对初心的最后回望？

李志伟：于仁义的悲剧，本质上是时代创伤与权力挤压共同造成的。这段“右派”经历有真实原型依据，正是创伤让他的妥协更具逻辑合理性，年轻时反映家乡饥荒真相，却被初恋女友和恩师告发，沦为“右派”劳改十五年，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他对“背叛”极度敏感，再也不敢轻易坚持原则；对权力产生了深深的敬畏，甚至是恐惧。所以调任中京大学校长后，他夹在乔培栋与孟耀堂之间，既不敢得罪乔培栋背后的省领导，又不愿招惹孟耀堂的势力，只能选择妥协——面对“逮苍蝇换奖金”的荒唐指令，他明知不合情理，却以“省里政治任务”为由默许执行；面对孟耀堂的派系操作，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校园“表面稳定”。而他晚年执意续写《新中国音乐艺术走向》，确实是对初心的最后回望：他曾也是有学术追求的知识分子，只是在现实的反复打击中逐渐迷失，这部著作是他想在退休前证明自己“并非纯粹官僚”的最后努力。但最终，他还是没能摆脱权力的裹挟，这种“想坚守却不敢、想反抗却无力”的状态，正是转型期许多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冷秋：青年学子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作品的另一重张力，其中唐小婉作为“初心守护者”，从前线卫生员到音乐学院的佼佼者，她的成长线尤为动人。您以“前线经历”为她的初心溯源，让坚守更具根基，她拒绝姚得利的“特殊指导”，坚持靠实力竞争，敢于在学术报告会上提出尖锐问题，您为何将她设定为乔培栋理想主义的继承者？她与吴大亮、章栓柱、贾敬文的对比，是否想展现青年一代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多元选择？

李志伟：唐小婉能成为继承者，核心在于她的“经历”与“纯粹”。前线卫生员的生死考验，让她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沉稳与坚韧，也让她明白“纯粹”的可贵——她学音乐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用歌声传递力量。她的坚守不是空谈，而是体现在每一次关键选择与行动中：拒绝姚得利的“特殊指导”，是因为她相信“实力才是硬通货”；演唱《皇天后土》时的深情投入，是因为她能读懂作品中的家国情怀；在学术报告会上提出“港台歌曲是否为靡靡之音”的问题，是因为她对音乐的本质有着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将音乐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得知乔培栋要带领艺术家到大兴安岭灾区慰问演出后，主动报名加入慰问演出队，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为救灾军民演唱，看到伤员急需血液，毫不犹豫卷起袖子献血救人；从井冈山慰问演出归来，她带着老区群众的期盼，牵头在校园发起“音乐暖老区”募捐活动，甚至将义母留给自己的唯一遗产也无私捐给老区。这些经历让她的“初心守护者”形象更加丰满，也让乔培栋的理想主义有了最坚实的传承。而她与另外三位青年的对比，正是想展现青年一代的多元选择：吴大亮是“天才反叛者”，带着棱角坚守纯粹，最终在乔培栋点拨下褪去轻狂；章栓柱是“沉默坚守者”，没有天赋却踏实本分，默默支撑着理想的底线；贾敬文是“现实妥协者”，在名利诱惑中动摇初心，最终随波逐流。这四种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却能让读者看到：理想主义的传承从来不是单一的，无论是唐小婉的锋芒、吴大亮的觉醒，还是章栓柱的沉默，都是坚守的不同形态；而贾敬文的妥协，也让我们看到现实压力对初心的考验。

冷秋：吴大亮这个“天才反叛者”确实很有特点，他天赋异禀却年少轻狂，起初捉弄唐小婉，后来又敢于在学术报告会上炮轰“学术不端”，您通过“天赋与心性的博弈”展现他的成长弧光，您塑造这个角色时，是否想展现天才在成长过程中“棱角与坚守”的平衡？

李志伟：吴大亮的核心是“天才的成长与蜕变”。我见过不少有天赋的年轻人，他们往往带着一身棱角，看不惯圈子里的虚伪，却也容易因年少轻狂陷入误区。他的经历正是当下“流量音乐”冲击下年轻创作者的典型困境：吴大亮起初捉弄唐小婉，是因为他觉得“天赋高于一切”，带着点傲气；但看到唐小婉为大兴安岭灾区献血、为井冈山老区募捐的行动后，他内心开始动摇，逐渐明白“音乐的价值不止于技巧”；敢于在学术报告会上抛出“为何近年无大师”“如何看待学术不端”等尖锐问题，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纯粹性有着近乎偏执的坚守。最终让他觉醒的，是乔培栋的点拨与唐小婉的影响——乔培栋告诉他“天赋需配坚守，艺术不是炫技的工具”，唐小婉用行动诠释的“音乐应回馈社会”让他彻底明白“音乐的力量源于真诚与担当”。他的蜕变告诉我们：天才的坚守不是盲目反叛，而是在保持棱角的同时，学会沉淀与包容；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传递向善的力量。

冷秋：章栓柱这个“沉默坚守者”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他作为研究生班组织委员，帮助同学分担“逮苍蝇”的任务，在选拔中坚持按实力评判，您塑造这个角色传递“螺丝钉精神”，让坚守更具普适性，您为何要塑造这样一个“平凡的坚守者”？他的存在对整个故事有何意义？

李志伟：章栓柱的存在是为了说明：理想主义的坚守不一定需要锋芒毕露，默默尽责也是一种强大力量。这个角色就像音乐中的“低音声部”，看似不起眼，却能让整个旋律更稳定、更厚重。他没有吴大亮的天赋，没有唐小婉的坚韧，却有着最难得的踏实与务实：帮助同学分担“逮苍蝇”的任务，是因为他有同理心，不愿看到同学被荒唐指令折腾；他坚守“实力至上”的底线。他的意义在于，让读者看到：坚守初心不一定需要对抗全世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守住内心的底线，同样是一种了不起的坚守。在这个人人追求“显眼”的时代，章栓柱的“沉默”反而更具力量，也让理想主义的传承显得更真实、更可及——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乔培栋、唐小婉那样的“标杆”，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章栓柱，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

冷秋：贾敬文的“妥协”则让人感到惋惜，他起初敬佩乔培栋的理想主义，后来却刻意讨好姚得利，渴望获得“内部留在省城指标”，您通过“职场内卷下的心理挣扎”让他的迷失更具现实共鸣，您塑造这个角色时，是否想反映现实中部分年轻人“初心易得难坚守”的困境？他的结局是否暗含着对“妥协者”的警示？

李志伟：贾敬文的悲剧在于“初心的迷失”，他的选择很现实，也很令人惋惜。他的心理变化是“渐进式”的，精准对应了当下年轻人的自我说服过程：起初，他确实敬佩乔培栋的坚守，也曾对姚得利的投机嗤之以鼻，但看到姚得利靠着钻营获得晋升机会，孟耀堂的权力横行无阻，他逐渐动摇了——他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与其坚守初心却一事无成，不如迎合现实换取利益。于是他开始刻意讨好姚得利，主动传递消息、跑腿办事。但他最终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姚得利只是利用他，并没有真正为他争取“内部留校名额”；他的妥协不仅没能换来成功，反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我塑造这个角色，就是想给读者一个警示：现实确实有压力，妥协或许能获得短暂的利益，但最终会迷失自我。“昨日立志追光热，今日攀附逐利浊”，放弃初心的人，最终只会在名利的漩涡中空自愁。

冷秋：作品中穿插的《检查团之歌》等打油诗堪称点睛之笔，极具反讽。您让打油诗与人物情节深度互文，强化了批判锋芒，您为何选择用打油诗这种形式来增强批判力度？与人物、情节的结合，是否有特别的设计？

李志伟：打油诗的优势在于“接地气”和“穿透力”。我通过“口语化、强押韵、抓细节”的设计，让每句诗都成为人物或情节的“标签”，它不晦涩，能以通俗的语言直击本质，就像校园里流传的顺口溜，既符合场景真实，又能让读者会心一笑后陷入深思。而且我在设计时，特意让打油诗与人物、情节深度绑定：形容姚得利“嘴上恩师挂嘴边，背后捅刀最熟练”的口腹蜜剑；揭示孟耀堂用“公权腐败变私产，艺术殿堂成棋盘”维系权力腐败与派系斗争；精准概括于仁义“学术理想心中藏，权力面前腰先弯”的妥协与无奈。这些情节发展的“注脚”、人物性格的“标签”，与故事形成互文，让作品的批判锋芒更尖锐，也让“双面音乐圈”的荒诞感更突出。“少年意气赴学堂，初心遭遇名利场”，既概括了四位青年的处境，也引出了整个故事的核心冲突，让读者一眼就能抓住作品的精髓。

冷秋：在当下文学语境中，《音乐圈》的价值愈发凸显。相较于同类题材“猎奇化”或“抒情化”的倾向，您的作品实现了“行业肌理+人性深度+现实批判”的三重突破，您认为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版图中，占据着怎样的独特地位？

李志伟：我不敢妄言“地位”，但确实希望它能带来一些思考。如果说有独特之处，我想有三点：一是填补了艺术圈生态深度书写的空白。它没有停留在行业猎奇，而是深入音乐院校的权力结构、利益博弈与精神困境，将专业规则与人性复杂交织，为艺术题材创作提供了“行业肌理+人性深度”的可能；二是延续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作品中“流量至上碾压艺术本真”“权力干预学术公正”等矛盾，与当下音乐圈的现实困境形成互文，希望能引发读者对行业生态的反思；三是实现了艺术与文学的跨界融合。我以音乐为叙事内核，既书写创作的专业细节，又借音乐的“纯粹性”叩问本质，让音乐精神与文学叙事相互赋能，拓展题材表达的边界。

冷秋：有朋友读后说，《音乐圈》堪比贾平凹的《废都》，对此，您怎么看？

李志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部小说的出版之后，已经跟作者没有关系了。就像一个婴儿出生以后，他和母亲已经是两个生命本体，人们怎么评价这个婴儿的美与丑，母亲便无法把控与决定了。若说两部作品有共通之处，或许在于都撕开了特定圈层的体面与虚伪，直面欲望与人性的缠斗——《废都》写的是知识分子在市井名利场中的沉沦与虚无，《音乐圈》则聚焦艺术象牙塔里的坚守与异化，二者都以圈层生态为镜，照见人性深处的贪嗔痴与真善美。但两部作品的底色又截然不同：《废都》的叙事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虚无与幻灭感，庄之蝶的挣扎最终走向了精神的坍塌；而《音乐圈》始终留着一束光，乔培栋的牺牲、唐小婉的传承，都是在人性的泥沼里向上生长的力量，这应是属于新时代的温暖与希望。

我最希望读者能感受到“坚守”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分行业与身份，是作品超越艺术圈题材的普世价值，而唐小婉正是这种力量的鲜活载体——她在大兴安岭灾区的歌声与鲜血，在井冈山老区的奔走募捐，甚至无私捐献义母遗产的抉择，都在证明 “坚守初心” 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融入日常的行动。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会遇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功利与纯粹的拉扯。乔培栋的执着、唐小婉的纯粹与担当、吴大亮的觉醒、章栓柱的踏实，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获得多少名利，而在于是否始终保有对初心的敬畏与对社会的担当。“琴弦铮铮唱清浊，人心善恶皆可琢”，无论身处哪个行业、哪种境遇，只要守住内心的纯粹与善良，并用行动践行初心，就能在名利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不仅是对艺术圈的期许，也是对每个普通人的祝福 —— 初心或许会遭遇考验，但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冷秋：感谢您的坦诚分享！《音乐圈》以细腻的笔触、紧凑的情节，将九位核心人物的命运与艺术坚守、现实博弈刻画得入木三分，既呈现了一幅鲜活的音乐圈众生相，也引发了对初心与坚守的深层思考，相信这部作品会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中国新写实/编辑 黄焕仪

                    2025年12月11日